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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记忆:起初临摹壁画只能用窗户皮纸来裱褙,笔画秃了自己修,

2019-11-02 13:13:21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9年第38期《三联生活周刊》上。文章的原标题是“172洞:长安敦煌记忆”。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

记者/李雪

常书鸿和他的女儿常善娜

快到中午了,敦煌的太阳正烤着越来越多的人。常善娜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熟悉的戈壁黄土。他慢慢脱下他的白色西装,整齐地折叠起来,塞进包里。89岁的时候,她仍然非常挑剔,什么事都自己做。她的卷发卷得很低,散发出传统品味的优雅感。

近年来,常善娜每年从北京回到敦煌一次。虽然一次只有几天,但必须留出时间让父亲去扫墓。1994年,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意愿,一半骨灰被放在八宝山,另一半被带回敦煌。从莫高窟的入口向东,穿过党泉河,沿着戈壁山走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常书鸿的墓碑,面朝九层楼。后人在墓碑前刻了几个字——“敦煌守护者”。旁边是第二任总统段文杰的墓碑。

常莎娜从小就很听话。当她父亲让她画画时,她画画了。当她父亲认为她应该去美国深造时,她去了那里。当她想回国后在绘画方面有更深的造诣时,她遇到了梁思成和林银辉。这对夫妇想让她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做模式研究。她的父亲也同意了,张莎娜去了。每一步,常书鸿都是常莎娜的向导,他对女儿最大的影响就是把小莎娜从法国带到敦煌。

172洞佛经变迁图(敦煌研究院提供)

跟着大人在洞穴上画画

“我们先走了,但你必须不停地学习和保存它。这是长期无期徒刑!”1941年,张大千在敦煌呆了两年,复制了大量壁画。1943年初,张大千准备正式离开敦煌,完成临摹工作。临走时,他半开玩笑地把这句话留给了常书鸿。

张大千还留下了两件宝物——一份黑白敦煌目录,里面有他在研究期间写的许多注解。另一个是蘑菇路线图。张大千住在莫高窟,吃得很少,在运河附近找到了一个有野生蘑菇的避难所。离开时,他还把这个“秘密基地”告诉了常书鸿。当时,常书鸿刚刚到达敦煌。

保护是常书鸿的首要任务。那时,山洞旁边没有完整的木板路。幸运的是,莫高窟并不高,如果你想爬进高高的洞穴,你必须爬梯子。复制壁画,纸、笔和颜料都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最好的纸是四川平江竹浆纸,但敦煌太偏远,买不到。只能获得当地的材料,窗皮纸用于安装外衣。如果中风是秃顶的,你可以自己修复并重复使用。颜料也应该保存。早期的研究人员开始在附近的山上寻找矿物颜料。一些当地的红土和绿松石可以用作颜料,甚至和几千年前工匠使用的矿物颜料一样。后来,一些去过西藏或其他地方的地质学家发现了类似的矿物颜料,并把它们留给了敦煌艺术家。

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写道,复制洞穴壁画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莫高窟是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延伸的悬崖。每个洞穴都朝东。只有一扇门能让光进来。此外,每个石窟都有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真正照射在壁画上的光线非常微弱。我们现在参观时都必须用手电筒才能看清楚,几百年前复制甚至绘画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解决照明问题是另一个难题。由于电压不足,石窟里没有电,一只手只能拿着一盏小油灯,一只手可以写字,一只笔可以根据图画来画。油灯的光在晃动,亮的时候是黑暗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们总是容易疲劳。常书鸿回忆道:“如果你复制洞穴的顶部,那就更加困难了。你必须向后仰你的头,你的脖子和身体会成90度直角。如果你往后靠,向下看,再划一划,你很快就会感到头晕,有时你会感到恶心和呕吐。尤其是如果你复制大型壁画,这将更加困难。”为了让洞穴更明亮,工作人员还会在洞穴入口处放一面镜子,用倒影画画。

1943年初,当他们到达敦煌建立研究所时,常书鸿起初使用了张大千的洞穴编号,但很快发现不方便。他们很快给洞穴重新编号。“到莫高窟上山进城?一楼按洞穴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每个洞穴一个一个编号,小孔和耳孔一个一个编号。二楼是从南到北,三楼是从北到南。这是以之字形排列的。”这次有465个洞穴,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又发现了24个。到目前为止,莫高窟一直使用常书鸿的数字,总数为492。

张莎娜目睹了他父亲和长辈所做的一切。在敦煌长大的那些年里,常莎娜在离敦煌100多公里的酒泉河西中学学习,但放假后,她回到莫高窟画画。常书鸿为常善娜安排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师,他们都是在敦煌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包括辅导西方艺术史的董文茜,辅导中国艺术史的苏应晖,以及该学院的所有前辈,他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在长沙纳当过教师。

邵芳来自北京,她的丈夫盛胜宝是一名工程师,在“开发西北”的形势下去甘肃修建公路。他通常住在酒泉。邵芳的人物非常细致,基本功非常扎实。他还加入了敦煌研究小组,逐渐成为张莎娜一名细致多彩的老师。

张莎娜还有一份172个石窟的复制品,上面有无穷无尽的长寿佛经,是邵芳在20世纪40年代带来的。从绘画、画线、着色、渲染、脸部张开,每一步都是在邵芳的指导下一点一点完成的。邵芳画了一部分,常莎娜画了一部分。常莎娜回忆道:“当时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山洞,因为早上比较亮,中午光线逐渐减弱,所以山洞看不清楚,下午3点以后我们不得不收工。”常莎娜记得,由于缺乏材料,颜料和纸是不够的,成年人有时可以使用更好的矿物颜料,但她仍然是个孩子,只能用劣质颜料和纸练习她的手。当时玛丽海报的颜色被普遍使用,颜色比壁画的实际颜色更加艳丽。"这幅画总是有问题。"然而,她仍然很兴奋,每天都跟着成年人去山洞。她非常活跃。

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主张反对反对,不要在墙上画画。草稿是张大千在莫高窟最喜欢的临摹方式。他用纸盖住壁画,并钉了四个角来直接勾勒出人物的形象。虽然这样做更简单,但它对壁画的保护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四角的钉子。因此,根据死亡规则,常书鸿不允许继续征兵。然而,张大千仍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线条画,这些线条画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的手稿。邵芳和常善娜合作的172个石窟是参照张大千的线条画复制的。首先对它们进行检查,然后根据数字的正确比例和组成慢慢处理细节。最后,我走进石窟,把它和原作进行了比较。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172洞的经济转型画被认为是所有壁画的成品。它是在盛唐时期画的,工匠的技艺已经高超。有趣的是,南北两幅壁画有着相同的主题——观察无限长寿的变化。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场竞争。这两个工匠将在相对的两面墙上画出相同的内容,他们的绘画技巧将脱颖而出。

但现在似乎很难区分这两者,它们都代表了唐朝的最高水平。南墙在俯视、仰视和仰视三个视角之间切换,描绘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西方天堂。北墙两旁是宫殿,大量的人物有序地散布在建筑之间,可以看到简单的透视关系,表明当时“界画”的发展已经日益成熟。

昌莎娜面对着南墙。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安排这样一个宏大的场景并不容易,尤其是许多细节看不清楚,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分析来完成。在临摹后期,她更喜欢北魏、西魏和隋朝的壁画。她刚健粗犷的笔触和略显稚嫩的表情,加上“小字脸”的勾号,显示出她洒脱的气质和装饰,这比唐代以后那些成熟的技法更令她着迷。

“盛开的敦煌-昌山纳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代表了昌山纳与敦煌之间深厚的世界情怀

"使用敦煌鸽子,而不是毕加索鸽子."

1948年,由于巧合,张莎娜离开敦煌去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美术学院学习。但是仅仅两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她想回家并辍学。由于莫高窟的复制基础,她原本计划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壁画,但一场展览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1951年4月,常书鸿和女儿在北京举办敦煌临摹展,因为当时没有展厅举办展览,最后的场地设在紫禁城午门。梁思成和常书鸿是老相识了。虽然梁思成和林银辉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但他们对敦煌也很感兴趣。在常善娜的回忆录中,她写道梁先生对敦煌的看法:“敦煌壁画包含了从北魏到元朝的成千上万幅大小、各种类型、各种类型的建筑图纸,这无疑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空白。敦煌是继实物之后最好的、最终的、最可靠的材料。”

就这样,常莎娜跟随林良和妻子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走上了工艺美术设计的道路。当常善娜到达清华大学时,梁思成和林银辉刚刚完成国徽的设计。林银辉正带领一些年轻教师改进北京的传统手工艺。

林银辉指示张莎娜拯救工艺品。最紧迫的任务是拯救景泰蓝。传统工艺正在慢慢消失。应该增加一些新的设计来用现代生活代替景泰蓝。常莎娜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林银辉主张传统敦煌元素应该融入现代设计,而不是西方元素:“看看毕加索的鸽子。我们应该用敦煌鸽子代替毕加索的鸽子。”后来,在亚太和平会议的礼物中,张莎娜设计了一个景泰蓝盘,上面有煮熟的棕色粉底、白鸽和卷草图案,既有敦煌风格又有现代风格。

在林银辉的指导下,常善娜明白了一个问题:如何给千年敦煌壁画带来新的活力。“它们不应该只存在于洞穴冰冷的墙壁上或画家画的纸上。他们获得活力的真正途径是进入人们的饮食、服装、住房和交通领域,从而继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好的感受。图案的正确使用关系到工艺美术的本质。应该用现代意识来审视和利用传统图案,以设计物品的材料和功能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常莎娜越来越意识到实用性在设计中的重要性,这也贯穿了她的整个设计生涯。

张莎娜从小就临摹壁画,在沉箱和装饰中绘制了大量人物服饰和图案。然而,壁画上的图案非常精细,仍然有许多损坏。有些图案可能只出现在身材裙子旁边的一件细长衣服上。“这需要推理出图案是如何排列在一块完整的布上的。仅仅在绘画方面进行训练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一些染色和编织知识,例如一些提花织物上的单位图案在两个方向上连续或在四个方向上连续的排列规则”。张莎娜的基本艺术技能和对工艺美术设计的敏感性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1959年暑假,染织部主任成任尚安排张莎娜和另外两位年轻教师李冕路、黄涅夫去莫高窟。假期里,他们收集并复制了历代壁画上的图案和莫高窟中彩色人物的服饰。当时,常书鸿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帮助和安排下,三个人编辑了328幅彩色照片。后来,张莎娜先后在敦煌住过几次,整理历代的装饰图案。这块以前是空白的。

与壁画不同,图案和图案没有故事情节,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常莎娜谈到了过去,但很少具体说明金银花的图案是什么,荷花的图案是什么,如何搭配颜色,以及使用什么比例。在她看来,图案被用来观察和使用,更重要的是,手的技能和良好的视力。直到2003年,张莎娜已经70多岁了。那时,她已经做了许多著名的设计,但整理敦煌图案的工作从未停止过。她带着五个学生去了敦煌两次,编辑并绘制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她“要求自己和学生遵循传统的手绘方法,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一个图案,并整合他们对敦煌图案的理解”。现在,敦煌研究院也成立了昌莎娜设计工作室继续这项工作。

(参考资料:黄沙蓝天:常善娜对常善娜生活的回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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